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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在犍为作《孝津行》心理分析

作者:罗家祥     来源:犍为历史文化研究会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点击数:

犍为历史文化研究会  罗家祥

杨慎(1488—1562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大学士、宰相杨廷和之子。他一生博学无双的成就,以“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最为有名,天下有酒肆处无不有之。

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他是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可谓春风得意。但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身为首辅的杨廷和被迫致仕,杨慎自己也不幸遭到被谪戍云南终身的处罚。即使在此后多年,在其他参与该案的生存者多先后陆续被宽恕、放还的情况下,甚至依律到了60岁之后可以用儿子顶替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得返回原籍,最终于嘉靖四十一年郁郁而终于边鄙荒凉的永昌。这样,他完全失去了在父母生前尽孝、自己落叶归根的机会,留下了千古遗恨。

按理,谪戍期间,杨慎只能居住云南当地,不得随意行走。但他无辜横遭大罪,在“议大礼”案中,一则他站在封建礼仪一边得到大家的尊重,二则其忠孝为人和学识渊博得到大家的敬重,所以地方官员多多少少对他有一些关照。而他亦得益于这些人物的关照,不仅寓居泸州(今泸州市)长达6年之久,而且先后多次借机回到故乡新都,如嘉靖五年父亲杨廷和病重,及八年去世等。

在此多次往返期间,一代文豪杨慎曾经途径嘉定州(今乐山市)及所属犍为县,与友人在此游玩,给当地留下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杨慎与安磐同游犍为龙池

在“议大礼”案中,36岁的杨慎属于带头人物之一,故因“哭廷”被廷杖。同一批受到处罚的人里,还有嘉定州人安磐等。

安磐(1483—1527年),字公石,又字松溪,号颐山,嘉定州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正德年间,曾任吏、兵等科给事中,有直声。嘉靖三年,因“议大礼”罢职为民。他与程启充、彭汝实、徐文华同为嘉定州人,故并称“嘉定四谏”。因他与杨慎一同参与“议大礼”案,同时受罚,所以二人感情很深。

杨慎往返于云南和成都,大多数是走五尺道和岷江道。这样就多次经过嘉定州和犍为县,这样劫后余生的相见,对于一起反对“大礼议”而并肩战斗的二人是何等的欣慰!

一次返回云南经过犍为县的途中,安磐送他到了犍为县。他们携手一起游览了垂柳依依、诗情画意的龙池等地,留下了一副对联,然后依依不舍洒泪而别。据清乾隆《犍为县志》卷1《地里志》载:“龙角池:在城西延,邑之水星也,一泓清冽。状元杨升庵有‘泉头自古生龙角,池上于今有凤毛’之联。”这是杨慎游览犍为县城内著名的景点龙池所作,这里风景如画,在以前的“犍为八景”里,“龙池春涨”排名第一。

大概是同一次,杨慎看见蜀江碧水,而自己又不得不离开,离情别意一时难消,于是依依写下了《璧津》一诗:

壁津渔火照江城,

城下滩声彻夜鸣。

寒笛莫吹杨柳曲,

故园回首不胜情。

诗中意境悲切,“故园回首”说明他是不得不离开这里,又要到云南方向了。诗的意境,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离别的愁绪,古今一例,而落实在杨慎的身上,更有别人不能相比的苦楚。

二、《孝津行》与杨慎的忠孝之心

不独《璧津》。杨慎经过犍为县,还写了一首千古流芳的《孝津行》(此二诗、一联是否同一次到犍为?待考)。原来,他是被犍为县人聂汝器的“孝行”所感动。据乾隆《四川通志》卷9载:

聂汝器:字公伟,犍为人。年二十,父(聂)俊卒于国子监,旦暮悲号,往负骸骨归,补邑诸生,撰《孝友赋》。新都杨慎奇其人,为作《孝子(津)行》。

《孝津行》全诗如下:

岷山青蟠空,

下映犍为江。

江滨有孝娥,

自名叔先雄。

娥父为功曹,

冉冉升府中。

泛舟越洪涛,

捐躯以凶终。

娥也痛父死,

临渊矢相从。

练囊封儿臂,

珠环系儿躬。

寄言与兄别,

别去不再逢。

宁假鼋鼍梁,

直下蛟龙宫。

川后垂元鉴,

江妃怜丹衷。

死抱父尸出,

依泊葶花丛。

戚党悲复感,

闾里唁且哄。

风谊动古今,

庙貌森穹崇。

文纪与令伯,

祠墓相西东。

解使犍为县,

永作忠孝邦。

岷之山石可泐,

犍之江波可竭。

千秋菊兮万世兰,

孝娥之名焉可灭!

这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叙事兼抒情诗。全诗共32句,叙事部分长达22句,其余抒情部分10句。

诗中叙事部分,是他对犍为县的“孝津”来源,即“孝女”的故事进行了引用。通篇“忠孝邦”“孝娥”都见“孝”。

杨慎为什么会引用“孝娥”典故呢?原来,他觉得聂汝器在父亲聂俊卒于国子监后“旦暮悲号,往负骸骨归”的“孝行”,与犍为地域上另外一个“死抱父尸出”东汉的“犍为孝女”何其相似乃尔!

“孝津”这个渡口名,是源自东汉时期犍为一个孝女“叔先雄”为了救父亲“叔先泥和”之尸而自沉的典故。据西晋·干宝《搜神记》卷11《犍为孝女》载: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名(叔先)雄。永建三年,(叔先)泥和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滩)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叔先)贤及夫人,令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贳,年三岁。乃各作绣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泣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云:“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肃(按:同“萧”)登承上尚书。乃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象其形,令知至孝。

此事,又见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和《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可见传播之广。

其实,《华阳国志》文中已经说明,故事的发生地是犍为郡符县(今泸州市合江县人),而非今乐山市犍为县人(当时属犍为郡南安县,治今乐山市)。之所以在今犍为县有“孝姑镇”,其实是一种地名的迁移:因为叔先雄的举动体现了“孝道”,所以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旌扬,让世人知道她是至孝。由于这个感人至深的“孝姑”的故事在犍为郡大地上广泛流传下来,而且“犍为县”不仅继承了“犍为郡”之名,而且当地在东汉亦属犍为郡南安县,所以慢慢地这一带就叫做“幺姑沱”,后来正名为“孝姑”了——实际上合江县和犍为县相距约250公里。据《舆地纪胜》卷146《嘉定府》的记载,早在宋代在犍为县的清溪口(马边河汇入岷江处)就立了一块《孝女碑》:“孝女碑:在犍为(县)清溪口杨洪山下,……(犍为)郡表言,为(叔先)雄立碑。国朝(宋朝)元祐中重立。”此时人们已经搞混了。明朝,安磐来游,还书“孝女岩”三字于石。“犍为八景”里有一个“孝渡流芳”,说的就是这里的美景。民国《犍为县志》卷1《疆土志》记载:“孝女岩(即孝渡流芳):县东南二十里。赤岩半壁,突兀临江,与子云山对峙。红绿掩映,天然一幅图画,游人把酒泛舟,大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趣。”

杨慎以《孝津行》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呢?

诗中的“文纪”,就是东汉犍为郡人张纲的字,曾留下“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诤言的忠臣。“令伯”,更是写《陈情表》的大名鼎鼎的李密,他们都是东汉武阳县(今眉山市彭山区)人,不是犍为县的。以杨慎之博学,他不可能不知道“犍为县”和“犍为郡”不同,但是,基于犍为“汉家旧有犍为郡,文物声名号大邦”(是后来清朝康熙年间的周灿所作)的历史,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杨慎自己因为“忠”于礼(即封建礼仪,《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言:“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反而不得为“孝”的事实,是感叹自己既不能当一个在朝堂上为国奉献的忠臣,又不能在年老病重的父亲榻前尽孝的悲剧,心中极为难受——所以一旦到了犍为县,有感于“孝娥”故事的动人心扉,甚至他还可能觉得自己没能在父母生前养老送终尽孝,也远比“孝娥”感天动地的孝举差得远,未免不觉有愧的心理条件下,慨然提笔作了这首诗。他认为:虽然有江山永恒之说,但假如岷山之山石也可泐(裂开)、犍为岷江(即古长江)之波可竭的情况下,“孝娥”感天动地的孝举也超过了它们,将是千秋万世“孝娥之名焉可灭!”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一则,“孝娥”最终得到川后、江妃的可怜与帮助,而杨慎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二则,“孝娥”那“死抱父尸出”的孝举成就了“千秋菊兮万世兰”的芳名,而自己却成了“不忠不孝”的罪人——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这可见杨慎的悲愤至极,他分明是借“孝娥”的酒杯,浇自己心中抹不去的“块垒”!

这种心情,有杨慎临终之前的《自赞》为证:

“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虽无补于事业,求不负乎君亲。”

 

杨慎一生,“求不负乎君亲”——表面上看,与生养父母的“小孝”相比,杨慎似乎未能尽到人子之责,更未能得机会在朝廷尽“忠”,似乎“负君、负亲”;但历史证明,杨慎的一生,无愧于“忠”,无愧于“孝”——他甚至超越了对父母个人的“小孝”,扩大到了提高云南边鄙地区的学习水平、培养人才,对云南地区、对国家和民族融合的“大孝”和“大忠”上面来!如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舍令人敬仰千秋万岁的杨慎何求?

杨慎以张纲和李密为例,下了一个无比正确的结论:“解使犍为县,永作忠孝邦。”为此,“孝姑”镇的名字来历和孝女岩扣人心扉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历代《犍为县志》均收录了杨慎的这首诗。由于受到杨慎的影响,犍为不仅盛出孝子,而且尊崇孝子。根据嘉庆《犍为县志》记载,文庙里有个“忠孝祠”,专门祭祀本县历史上或忠或孝的人士,其《人物志》里还有专门的一章《孝友》,记载了古代的突出人物,以激励民风,如明朝的于震孙(为他在清溪镇建有“于孝子祠”)、聂汝器等。乾隆时期,浙江四明(今宁波市)人邵墩来到犍为,找到六七百年之前定居犍为的先祖、南宋邵伯温(宋代著名易学家邵雍之子)的墓,加以修葺,并在犍为定居,为犍为乃至于四川省的“孝文化”平添了几分佳话。

 

【参考文献】

乾隆十一年(1746年)刻本《犍为县志》(九卷):清·宋锦修,李拔纂。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本《犍为县志》:清·吕朝恩、王梦庚修,张希珝等纂。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版《犍为县志》:陈谦、陈世虞等修,罗绶香、印焕门等纂。

《杨慎评传》:丰家骅,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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