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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金犍为”的千古之谜

作者:犍为历史文化研究会 罗家祥     来源:犍为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09日    点击数:

犍为历史文化研究会  罗家祥

多年以来,最让犍为人自豪的一句口号就是“金犍为,银富顺”,所以一下乐宜高速的犍为北口,马上映入眼帘的就是“金犍为”三个字。

事实上,“金犍为,银富顺”的口号并不是犍为人的自我欣赏,应该说是得到了许多地方的人甚至官方的认可——其中包括富顺县的,也包括上海滩的。

“金犍为”是怎么来的?富顺县难道甘居“银富顺”而不想“金富顺”吗?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金犍为”的由来

从“金犍为,银富顺”这句显得有点张狂的口号来说,颇有点类似当年“扬一益二”舍我其谁的气魄。

“扬”,扬州也;“益”,益州也,成都为代表。这句话,摆明的就是说,以天下之大,除了扬州最富,就数益州了——这就类似于“金扬州,银益州”,历来成都人在欣然接受这种说法、有点沾沾自喜之余,一样的是不太服气于扬州的。须知,所谓的“扬州”,那时是啥牛哄哄的概念呢?“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大富豪角色,城市中的“比尔�盖茨”哦!

小小的犍为县,凭什么这么牛叉?竟然敢置四川——须知这可是“天府之国”的二百余州府县于不顾,放了这个冲天的大炮,而居然大家还不得不点头称是?

虽然我们今天说这些“老黄历”,有点阿Q兄“咱祖上比你阔多了”的感觉,但是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不得不这样说;何况今天犍为人的勇气还需要用“历史的鼓风机”来鼓一鼓。

话说当年犍为建郡,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距今已经2150多年了。当时汉武帝派使者唐蒙入夜郎国,说服夜郎侯“多同”归汉,于是以夜郎国全境为基础,割蜀郡、巴郡各一部分,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边郡犍为郡。这是有名的“西南夷”开发的第一步,其时犍为郡全境地域之广,相当于一个今天的大省,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它的第一个郡治是在鄨县(近贵州省遵义市),其后又曾经先后在宜宾市、彭山县和乐山市等地。

犍为县继承了犍为郡的古名。其地,最早属于犍为郡南安县(治今乐山市)。抛开犍为郡不论,仅就今天的犍为县境来说,最早设立的县,是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 414 年)从南安县划出东部设冶官县,位于今乐山市和自贡市交界的犍为、荣县一带,县治则是在犍为县的金石井镇——这个金石井镇,于八十年代发掘出多座战国古墓,还出土了乐山市最早的文字“巴蜀图语”的铜印、来自西亚的琉璃珠等。据研究,这些是战国秦时期灭掉古蜀国后,蜀人余部南迁至此聚居所遗留的。

据《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南安县条记载:“南安:有盐官、铁官。”盐官和铁官都是古代的专业官职,只有主产地才设,这样盐官、铁俱全的县,在全国都是极少的。而众所周知,在古代工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给国家提供税赋的,主要就是盐与铁(西汉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经济图书就是《盐铁论》)。

这西汉南安县的盐官和铁官在哪里呢?从史料上看,应该是在金石井镇一带——

盐,顾名思义,“金石井”的镇名就来自井名,明朝初期就有史籍明确的记载,据《明太宗(即明成祖)实录》卷28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二月辛巳,因取薪不便,四川永通盐课司停金石井灶:“辛巳。户部言:‘四川永通盐课司金石井灶丁自陈,本井岁额盐八万三千七百三十斤,去山远,难得薪’。”这说明这里早就产盐了。人是离不开盐的,金石井镇之所以成为早在战国时期古蜀人落难的聚居地,自然离不开盐巴的生产。

铁,附近有铁山,顾名思义是产铁的,有诸葛亮炼铁的史载。

所以,有了盐铁,税赋足以立县,自然可以单独设立一个县了。

一说到盐,乐山市产盐的历史那是太悠久了,远远的超出了自贡市(西汉属犍为郡江阳县)。可考的,就是今天五通桥区的红崖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川南井》载:“《华阳国志》:南安县有盐溉滩,李冰所平也。在汉有盐井。按今嘉州之红崖,是其故处矣。”这个“红崖”又叫“红岩子”,位于今乐山市五通桥区境内之北部的牛华镇。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废玉津县(今乐山市五通桥区)入犍为县,直至1951年8月24日才分犍为县部分设五通桥市(县级),五通桥属于犍为县管辖近1000年。至于五通桥的盐业之盛,那是自不用多说,用一句俗语即可说明——“百猪千羊万担米,不如桥滩一早起”。全盛之时,犍为盐场雇佣工人不下10万人之多。西南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川盐化就是原来的五通桥盐厂,可惜已经灰飞烟灭了。

古话说“各领风骚数百年”。任何一件事情,都由来有自。为什么不叫“金富顺,银犍为”?——事实上,富顺县的盐在后期一度超过了犍为的。这里,不妨先看一下正史《清史稿》的记载川内三大盐场的发展轨迹:“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州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犍为盐场(有时加上乐山盐场合称“犍乐盐场”),最发达的时候是在乾隆至咸丰同治期间(后来因李蓝起义双方混战而严重受损)。据《清高宗(乾隆)实录》卷727乾隆三十年正月:“查川省惟犍为、富顺二县,近年盐井旺盛。”足见此时,犍为县的盐业稳居四川省第一。

所以,“金犍为”的说法,大概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流传,此时的富顺县不能不服气。至于它不服气,乃是后来它发了达之后的事情,然而已经无改于“犍、乐、富、荣”梁山泊排座次式的历史了。

那时,五通桥是犍为县最大的盐产地,至今一直产盐,即便是五通桥划出之后犍为县仍然产盐卤和盐,生产井盐所需的牛也是罗城的强项,至今以“罗城牛肉”闻名。今天县境内以盐井命名的地方不少,除了金石井镇,还有九井乡等,县城还有个地名“盐关”,以前出城需走半个小时,而今已蔚然滨江新城了。

以前的官场,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清朝的省府衙门里,挂了每个县的牌子。二百来个县里,只有犍为县和富顺县的磨得最厉害,因为那个当官的都想去这两个最富庶的县当官,他们摸着这个牌子,舍不得放下,于是摸得油光水滑了。这个说法,可以反映当时犍为县与富顺县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侧面说明了“金犍为,银富顺”来得不假。

二、“金犍为”的奥秘

关山月画作:《犍为盐井》

说犍为县“物华天宝”,在近现代之前的四川省,其地位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县(抗战时期,管理全国盐业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的盐税总局就一度搬迁到了犍为县五通桥镇)。彼时,犍为县盛产之物,除了盐,还有铁,特别是煤(今天还是全国重点产煤县),嘉阳煤矿内迁到此开发煤矿,为重钢等提供战略用煤,功不可没。笔者看见一则资料说,为什么当时的中国纸厂要内迁到宜宾,其重要原因就是嘉阳产煤。所以,当年黄炎培(后来曾经担任副总理)曾经不禁为犍为的富甲一方引吭高歌:

犍为   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五通桥入犍为治,问犍为舍人,长眠何似?

直上紫云宫外,化工神妙,平地楼台起。

美哉犍为!铜山嵯峨,岷江萦纡;

山前错落村居,江上往来舟舆。

竹根之盐可煮,嘉阳之煤可储;

清溪竹木满车,五谷穰穰满家。

其地其人,可歌可呼。

我爱犍为,还问犍为爱我无?

 

为什么犍为集中了盐、铁、煤这样丰富的资源?这是天生的。

为什么老天爷这么眷顾犍为县?又得从有趣的误打误撞说起。

古人离不开盐巴,但是因为科技落后,寻找盐泉的主要方法是人舔尝岩石、泉水等,或者通过鹿子等动物习性来发现盐泉,然后打井——所以内地的称为“井盐”,旁边的井研县就是因为研井得名。

古人只知道有犍为县盐巴,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直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那时全国到处学习大庆打油井,忽然一天到了犍为县。钻井队在犍为县罗城区使劲地猛打油井,不料这石油没有打出来,却打了一个威震天下的“威西盐矿”, 这个工程被列入1968年的“国家重点工程”,探明其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岩盐矿,其南北长35 公里,面积达800平方公里,矿藏量达189亿吨以上,足够开采上千年。据国土资源部合作科技司马岩发表在《中国地质》的文章《〈四川省威西盐矿〉获199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称它“彻底扭转了四川盐业生产‘等米下锅’的被动局面,救活了自贡市,为振兴四川盐业和化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下,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脚底下居然隐藏着中国最大的井盐矿,难怪这一带,包括乐山市和自贡市都大量产盐,而且自贡市还被称为“盐都”。

按理说,因为有威西盐矿,可以解释这里的盐产历史了。可进一步,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盐矿呢?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经历了N次陆地、海洋的变迁。三叠纪末四川结束了海侵历史,东部转为内陆湖盆环境,湖盆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今四川盆地全境,东部内陆湖盆被地质学家陈丕基先生命名为“巴蜀湖”。到了侏罗纪时期,巴蜀湖面积逐渐缩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称为蜀湖,随着紫色砂岩的厚度沉积,相应沉积了含盐卤物质;在盆地南部的今重庆市綦江县以西,四川省合江县、泸州市、自贡市以南形成了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的巴湖,巴湖在干旱气候强烈蒸发作用下,出现含盐沉积,积聚于侏罗纪岩层中。到白垩纪,蜀湖沉降中心在今雅安市—峨眉山市一带,犍为县就在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犍为县会有特大型的威西盐矿。而且这一带恐龙多,可能与这里的井盐有关。

三、“金犍为”与“银富顺”之争

清代四川犍为县盐井分布图(据《四川盐法志》,可见比富顺县密集)

清代四川富顺县盐井分布图(据《四川盐法志》)

因为盐,成就了犍为县与富顺县。也正因为盐,导致了两个县分裂的不幸。

先说犍为县,自从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在犍为县孝姑镇永平村设新的武阳县(不是在今眉山市彭山区的那个),到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名犍为县,一直延续至今,县名使用长达1435年之久。

再说富顺县,原来地盘属于犍为郡江阳县(一度为侯国),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益州牧刘璋从犍为郡分“犍为枝江都尉”为“江阳郡”。东晋《华阳国志》卷3《蜀志》的“江阳郡”条下载:“有富义盐井。”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7《富顺监》载:“金川庙。《九域志》云:‘盖盐井神也。伪蜀封为金川王。’《图经》云:‘惠泽庙,在(富顺)监郭下井地,主金川,神姓王。井主梅泽,神姓梅。梅本夷人,在晋(武帝)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至三百尺,咸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这正是靠着饮泉觉咸而知道有盐的。富世的设县,《隋书�地理志》载:“富世:后周置,及置洛源郡”。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认为是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所建。如此则建县1430年,但是仍然短于犍为县定名。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因避 “世” 讳,改名“富义”县。北宋因产盐多,升为“富义监”。北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因避“义”讳,又改名“富顺监”。1068年,改为富顺县,县名使用至今,为950年。

如果说,要给犍为县找一个“好室友”,数来数去,非富顺县莫属。为什么呢?

第一,两县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同居川南,都处在“威西盐矿”范围,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类似。

第二,两县的历史,特别是产盐的历史都十分悠久。犍为县可以明确到秦,而富顺县则可以上溯到西汉,东汉的崔骃《博徒论》提到“江阳之盐”,可谓彼此彼此。

第三,两县都曾经因盐而发达,获取了“金犍为”和“银富顺”的美名。这种雅号,不是随便何人都可以乱取的,那是要得到当世人的认可的,如果不实,必会受到取笑“不知天高地厚”的。

第四,两县都曾经因盐而分裂。产盐的地方就是富裕,这是人们的公论;而一旦划出,就是重大损失。今天的乐山市五通桥区是1951年从犍为县划出的,面积约四五百平方公里(另外划出的还有井研县的王村、马踏等地)。而富顺县则更加悲剧,早在1939年,就划出产盐之地自流井,与从荣县划出的东部贡井,合并成立了当时四川省的第三个市——自贡市。于是乎,风头一时无两的一“金”一“银”两县,顿时从云霄跌落地上,成为农业大县,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犍为与富顺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第五,至今两县都以一“金”一“银”为荣,如两县的县志等官方文书、新闻报道等用此比比皆是。犍为县今天打的就是“金犍为”的牌自不待言,又如《巴蜀史志》2017年第1期刊载的刘刚《追本溯源话富顺》也言:“这一行政区域有‘银富顺’的美誉。”

第六,“金犍为”和“银富顺”的说法曾经广为流传。从专业的角度讲,盐史专家鲁子健著《古今沧桑话川盐 》载:“自此,犍、富两厂盐日盛一日,黔引皆自两厂采配,时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誉称。”《毕节地区志�盐业志 》也载:“到1947年,五通桥共有卤井5805眼、灶935户,年均产盐达5万吨,最高年份达6万吨,直接、间接依靠盐业为生者达6万余人。‘金犍为、银富顺’,(金犍为实指五通桥,银富顺实指自贡)。”

宋久成主编、于2013年 出版的《千年古县概览 》载:“以后,自流井盐业日趋繁荣,富顺成为在四川境内的首富之区,有‘金犍为,银富顺’的说法。”

周国荣编、1982年出版的《中国钻探发展简史 》载:“当时的四川各州县中,尤以犍为县和富顺县的盐井为多,有‘金犍为,银富顺’的称誉。”

 

对于“金犍为,银富顺”的说法,富顺县当地的人是怎样看的呢?

《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载:1935年时,“更因盛产盐、米,致有‘金犍为,银富顺’的美誉,却连一所完全中学都没有……”

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1985年印的《富顺县地方概况 》载:“清朝后期全县有水陆集镇七十四个,加上农业生产亦颇发达,富饶冠于川中而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誉。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民国政府将县西自流井盐场划设自贡市,富顺遂成为一个纯农业县。”

四川省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3 年出版的《富顺县志 》载:“成为四川物产丰富、人口最多的富庶县份,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誉。”

应该说,富顺县对于“金犍为,银富顺”的说法,和成都面对“扬一益二”的说法一样,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无论金或银,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是其他县没有的光荣,当然乐得广为宣传;另一方面,谁都希望自己得“金”,就像奥运会上的金牌那样才有最重的分量,加上有一段时间富顺县的盐产确实大过了犍为县,所以不愿“屈居第二”的想法更加突出。

验证这一想法的,是一个富顺籍的文化名人陈铨。陈铨 (公元1903年~1969年),四川富顺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兼商人家庭,1921年8月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1928年8月出国,先后留学于美国、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外语,结业后赴美国留学阿伯林大学,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接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1933年在德国克尔(Kiel)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文学研究中较早出现的重要比较文学论文。1946年8月到上海,执教于同济大学。1952年至病逝一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文艺特别是小说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

他出生于富顺县城的盐井街,自幼听惯了“金犍为,银富顺”的说法,自然对“金银之争”比较敏感。他外出后,时时对家乡充满感情,在一篇长篇小说《天问》里写到:

“富顺县在四川的南部,沱江的下游,管辖了一百多个乡场,四川产盐最多的地方自流井,也在它的境内,所以在四川总算几个大县中之一了。……居民有钱的甚多,所以四川有句旧话说‘金犍为,银富顺’,其实平心而论犍为比富顺实在是差得多,关于这一称呼,曾经引起富顺城许多人不满意,如象张老板就是不满意中的一个人”。他提到了“富顺城许多人不满意”这句口号,接着他又写到:

“(辛亥革命年兵乱)自由是得着了,战争更激烈了;土匪也‘拉肥猪’了;田赋预征十多年了;自流井的盐也运不走了;有钱的人一个个都倾家破产了,贫穷的人饿得来只有吃一种土泥,美其名曰‘仙米’了。自由赐给富顺县人民这样多好处以后,富顺县人再也不敢‘夭摇’了。从前还同犍为争金富顺的名称,现在随便你叫银富顺、铁富顺、泥富顺、灰富顺、破富顺,都不理了。”

这里,分明可以读出许多富顺人对于“银富顺”一则沾沾自喜认为名至实归,二则不服气。

“金犍为,银富顺”是响亮口号,其实不止在四川省内赫赫有名,就是在省外也是被广泛认可,到了上海滩等地,如1914年7月27日《申报》第14893号第6页载:“为产盐最富之,俗以‘金犍为,银富顺’并称”。

 

我们今天怎么评价“金犍为,银富顺”呢?

首先,“金、银”都不容易,说明了两县历史的辉煌,值得骄傲、值得珍惜。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交通的落伍,加上中国工业化的浪潮使得国民经济对于盐铁煤等基础资料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使得两县都显得落伍了,特别是当最富庶的地方都被划走之后,两县都成了标准的农业县。于是不论“金、银”,上面都落满了历史的尘埃。

第三,对于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金、银”之称,两地都应该爱惜、发扬光大,在今天“文化为魂”的发展中大有可为。

第四,如何区别金、银?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比较。今天的未免如此,前人何尝不是?陈铨的说法“其实平心而论犍为比富顺实在是差得多”也是一种比较。

如果非要在犍为县和富顺县直接分个高下,一则可以区分不同历史阶段,二则可以综合评价。可以说,陈铨的说法,仅仅是凭着当时犍为的盐业稍微差于富顺县二得出结论,未免有失偏颇。综合比较的话,犍为县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稍微强过了富顺县,可以说“金犍为”是名至实归,绝非滥竽充数。

就盐业而言,两县(包括划出去的地方)不相上下、犍为稍早,何况犍为县还有威西盐矿的主体?;而犍为县的资源包括煤、铁等明显占优。至于水能,托岷江黄金航道的福,正在修建犍为和龙溪口两个大型航电工程,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而沱江富顺段仅可开发电能6.8万千瓦。自然资源方面,犍为县的桫椤是全国最多的,这里以桫椤湖为核心正在打造5A景区,自然方面犍为肯定略胜一筹。

人文方面,各有千秋,两地都是有世界遗产潜力的“川盐古道”的发源地,两个县的文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有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犍为县清溪镇和富顺县赵化镇),另外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原属富顺县,富顺县占优,但是犍为县的罗城古镇(船型古镇,被誉为老四川文化的扛鼎之作)和芭沟古镇足够申报的实力(但就是不申报,不知为何?);富顺县是有名的“中国豆花之乡”,而原属犍为的“西坝豆腐”也是远近闻名……此外,犍为有包括工业革命的“活化石”嘉阳小火车等在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更加丰富。而本土人才和爱护方面富顺更加值得学习。犍为还有叶儿粑等小吃,同时还是“中国茉莉之乡” “中国生姜之乡”。

从古道文化讲,经过犍为县的岷江古道、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分量更重。传统文化方面,犍为得岷江之交通便利,历来名人自成都出发出三峡都要经过犍为,很是得益于外地人物,比如李白在清溪驿(孝姑镇永平村)写下千古绝唱《峨眉山月歌》,杜甫、岑参、黄庭坚、杨慎等都有诗篇。西汉扬雄、宋代邵伯温三父子都隐居犍为县。但是,富顺县的本土人才之甚大大压过了犍为,仅明朝一代就有进士139人、举人492人之多,在整个四川都罕有其匹,其中晏锋是明“景泰十才子”之首,刘光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江姐是富顺县的(犍为县有丁佑君),宋育仁是著名报人,李宗吾是“厚黑学”创始人,近时则有郭敬明全国有名,所以富顺县有“中国才子之乡”的称号。虽然犍为县也有34岁的彭影杰成为第一个捧回“欧洲天文学会奖”中国人等,但总体不如富顺,而且犍为县历史上连一个立传的人物都没有,唯一有关系的是长期隐居并葬于犍为的邵伯温也是外地的,而富顺县有6人之多。其实,犍为县的文脉是很长的,学校教育也是很受重视(从犍为文庙是全国第四大的宏大气势可以看出),但应该反思为什么不大出本土知名人物?所以犍为县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培育一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大环境。

不仅如此,富顺县还先后争取到了联合国与中国民政部联合评选的“千年古县”光荣称号(全国仅评100个建县定名1000年以上的县),而犍为县在这方面毫无知觉,虽笔者到处呼吁也无所作为,令人十分遗憾和痛心(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

总体而言,无论是历史,还是未来的发展前途,犍为县略胜一筹。当然,随着交通等各方面的改善,两地都会有各自大大发展,两地可以比翼双飞、良性竞争。

四、如何擦亮“金犍为”的金字招牌?

老天爷不会让犍为县太完美,所以在让犍为县享有“金犍为”的桂冠之后,就不能让它再有峨眉山这样的名山大川,否则就太令人羡慕嫉妒恨了。

“花无百日红”。由于历史的原因,“金犍为”一度不那么响亮了。曾经人们一说起犍为县都是“农业县”的小觑眼光,一说起犍为的交通就是“犍为到,汽车跳”的戏言,一上报纸的消息大多是翻船、翻车之类的负面消息,令每一个犍为人灰头土脸。

正所谓“祸兮福所伏”,正因为长期犍为县没有布局大型工厂,所以几个古镇相对保护完整,今天看来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比如罗城镇正在申报4A景区,嘉阳�桫椤湖正在申报5A景区,加上岷江航电的开发,全域旅游、景城一体的大格局正在形成,又将在新民、孝姑两镇建设100平方公里的生态工业园区,滨江路也是全省比较漂亮的,房价都高出周边县一大截,所以犍为的未来是很好的。

因为中央提出了“绿色打底、山河为骨、文化为魂”的发展战略,所以在之前的基础上,犍为应该更加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出版和应用。否则,连“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和“千年古县”都不是,显然这个“文旅”会大打折扣,大家见一见阆中古城等的旅游盛况就知道了。

那么,该如何把“金犍为”的金字招牌擦亮一些?

首先是要深入挖掘“金犍为”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其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盐业、古道、古镇、诗文等方面的。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由刚刚成立的犍为历史文化研究会配合有关部门合力完成。

其次,要建立犍为文化旅游的体系,即“名城—名镇—名村寨”,“名城”即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够条件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有多个荣誉称号,但国家级的分量最重的,还是国务院颁发而非其某部门颁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则需要罗城、芭沟积极申报国家级的,铁炉、九井和金石井镇可以申报省级的。

第三,积极申报“千年古县”。这是由联合国和我国民政部联合评选的“千年古县”光荣称号,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世界文化遗产性质的地名遗产。全国有两千三百来个县,有上千年历史的800多个,而只评选100个(目前已经选出50多个),犍为县是有足够申报资格的,应该紧急申报(笔者已经在今年的县政协会议上提出紧急申报的提案)。

    犍为县的县策是“文旅成就犍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效益,犍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大大地得到了提升,相信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力度、加大投入,并与犍为撤县建市相结合,那么,“金犍为”再次发出闪亮的光环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追本溯源话富顺》:刘刚,《巴蜀史志》,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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